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作于抗战时期，是他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部纵论中国文化史的代表作，也可称之为《国史大纲》的姊妹篇。对于这部作品，钱穆先生甚为珍视，曾自言：“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近日，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该书的简体横排版，我们从中节录部分内容，以便读者更近切地了解这部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敦煌壁画

宗教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枝绝娇艳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脱洒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

禅宗实际的开山祖师第六祖慧能，他本是一北方人，而流落粤南，见称为南方“獦獠”的。当时的禅宗兴起，实在是南方中国人一种新血液新生命，大量灌输到一向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大流里来的一番新波澜新激动。单就宗教立场来看，也已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从此悲观厌世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中国的一片天机，活泼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转眼间，均已“天堂化”、“佛国化”，其实这不啻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但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大激动，大转变，却很轻松很和平的完成了。只在山门里几度瞬目扬眉，便把这一大事自在完成。我们若把这一番经过，来与西方耶教的宗教革命作一个比拟。他们是流血残杀，外面的争持胜过了内面的转变。我们则谈笑出之，内里的翻新胜过了外面的争持。这岂不已是中国文化最高目的之人生艺术化一个已有成绩的当前好例吗？

兼容并蓄 刚柔相济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

这让我们正可想象到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虽属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信不渝。这里面固然也有一些由于当时门第势力等外在的因缘，但到底这一种似相冲突而终极融和的广大宽平的胸襟，及其静深圆密的熊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中国的儒家教义是“刚性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柔性的”。中国的儒家教义是“阳面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阴面的”。中国人的理想人生，便在此儒家教义与文学艺术之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互为张弛下和平前进。西方人的宗教，本来是一种阴面柔性的功能的，而中国唐、宋以下的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可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因此，唐、宋以下的社会，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所有的宗教，均占不到文化机构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社会上宗教信仰尽可自由，对于政治、风俗，都不致发生严重影响。自宋以下的社会，宗教思想之再澄清，实在不可不说是中国文化进展一绝大的成绩。

中西对比

中国文化进向，就其外面形态论，有与西方显相不同之一点。上面说过，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我们若把这一观点转移到整个文化趋向上，亦可得一相似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先由精华积聚的一小中心点慢慢向外散放的，中国文化则常由大处落墨，先摆布了一大局面，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里充实。这自然是城市商业文化与大陆农业文化之不同点。

中国文化则自始即在一个广大和协的环境下产生成长，因此中国方面的缺憾并不在一种共通与秩序，这一方面，早已为中国文化所具有了。中国方面的缺陷，则在此种共通与秩序之下的一种“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转反注意到必然秩序里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转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中国人的上帝观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对于理性之坚执。西方人的上帝是逻辑的，中国的上帝，则比较是情感的，可谓接近于经验的。中国人的兴趣，对于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一般的理性方面比较淡，而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则比较浓。这亦是中国文化系统上一种必然应有的弥缝。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