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之前，中国经济做到了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也恰逢人口达到峰值继而开始负增长，因而经济增长面临供需两侧新挑战的关口。

认识这些变化和转折发生的必然性、相互间的同步性和后果的复杂性，是我们思考应对措施进而认识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未来发展中各自作用的必要出发点。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这个大趋势也提出了关于发展本身的思维方式转变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要求。

文 |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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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适应和引领发展阶段

从人口负增长和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可以具体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助于认识、适应和引领新的发展阶段。这里，“认识”不应该仅限于初步了解趋势的变化，还需要在理论上形成更透彻的洞察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形成辩证思维框架。

2022年6月6日，北京上班早高峰时段拥挤的10号线地铁。图｜视觉中国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曾经是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在这个身份意义上的职能应该有所减弱才好。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降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例如，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要求、一系列有着巨大外部性风险挑战的严峻性，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任务目标的紧迫感，都前所未有地需要政府居于更高的地位，更具引领性地发挥作用。

针对美国广泛存在对政府职能的怀疑情绪，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出现疫情等具有明显负外部性现象的时候，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面向中国未来的发展，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范式转换趋势，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认识上的准备，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对应的理念。同时，也需要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将新的理念转换成经济运行环境、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储备、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以及针对各参与方的激励机制。

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只是出于实现自身赢利的目标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和激励信号的微观主体。然而，以新发展理念来认识，企业既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要求做出反应，也具有足够大的空间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顺应发展大势和符合社会目标也应该被纳入企业的经营函数和发展目标。具体来说，企业的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都面临一系列需要做出的转变，包括摒弃一些负面的行为方式，更多地转向正面的发展取向。

如果列出一个负面清单的话，企业不应寄希望于从以下行为达到利润目标。例如，寻求额外的政府保护、创造和利用寻租机会、意图垄断市场、规避规制和监管、利用不对称地位侵害消费者权益，及至实施恶意助推等。从一个正面清单的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通过遵循一些新的理念，在激励充分且兼容的条件下，达到微观赢利与社会受益双重目标的统一。例如，通过把员工、客户、社区等相关方的利益，以及把环境、地球、气候和全球化新趋势等广泛的外部性纳入经营函数和发展目标，通过创新向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个人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微观主体，也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载体。达到人人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境界，既需要政府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活动平台，也需要每个人做足准备、付出努力、施展身手。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因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人力资本具有越来越多新的内涵，人力资本的培养方向和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人力资本需要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的发展也好，终身学习体系的完善也好，既是每个人获得发展能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成为值得追求的发展目标本身。因此，人力资本培养必须符合德、智、体、美、劳的全面要求。其次，科学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并重。

创新发展的高度、深度和可持续性最终不再取决于传统有形的生产要素，而取决于内生增长理论意义上的创意。正如学科交叉融合带来科技创新一样，人力资本素质的交叉融合也促进创意的产生。最后，重在软技能的培养，提高新一代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就业和创业能力及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