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换导师，有多敏感

“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这些看似小说章节的小标题，出自一篇硕士学位论文。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的这篇论文《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下述简称《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引发热议，因诙谐生动的小标题，被网友称为“学术圈自己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该论文旨在剖析研究生阶段的一起师生矛盾：在选题、实习和毕业等方面，被访谈者与导师存在巨大分歧。论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相关专业2014级的学生，于2017年完成。

在“反思换导师事件”的部分，论文作者认为，存在导师准入制度固化封闭、导生匹配制度僵化单一、导师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虽然该论文采用的访谈是独立案例，却仍然令不少网友“找到共鸣”。有关研究生教育阶段师生关系的思考，在研究生扩招的大背景下，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个人认为，眼下大家对‘学生换导师’问题的态度往往过于敏感。诸如学生提出换导师之类的诉求，这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图/图虫创意

开弓难有回头箭

理论上，结束匹配关系，导师和学生或许能够双双获益。但现实情况却颇为复杂。近年来，一些研究生自杀事件也频频引起人们对于导生关系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换导师”论文之前，社交平台上与“换导师”相关的讨论不算多，其中咨询和吐槽的帖子占多数，也有少量详尽的“攻略”。一些研究生叙述着自己与导师之间的“斗智斗勇”，情节同样精彩。所有内容都指向一个结论，换导师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名学生分享了自己换导师的策略，首先要“以和为贵”，让老师觉得你能力不行，不想要你；之后则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有“必死”的决心，有退学的打算。该学生在帖文中质疑导师的科研学术能力，并认为对方存在严重的师德师风问题。据他讲述，他于研一第二学期申请换导师，历时3个月。

尽管高校间对于学生申请换导师的流程或有不同，但要求大致包括获得原导师、意向导师及学院的同意。有的学院原则上不受理更换导师申请，有的则有学年限制。

多名受访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获得意向导师的同意已是相对简单的一环。云南某高校的研究生李佳（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今年3月，他向导师提出了更换导师的想法，但得到的回应是“你直接退学就行”。之后，他找了多个学院的领导“软磨硬泡”，直到9月份才更换了导师。

回忆那段日子，在福建某高校就读的徐晴（化名）也还有些耿耿于怀，原导师同意了，意向导师也同意了，却被学院领导给驳回了。

一旦发起“换导师”的咨询或申请，便是“开弓难有回头箭”。“院里不讲武德，在我咨询之后转头就告诉了我的导师”，有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也有学生表示，导师间彼此相识，在向导师“摊牌”之后，她找不到新的导师“接手”，只能“祈求原导师的谅解”。

一位某211高校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对于学生的咨询或申请，行政职能部门通常会较为谨慎。学生申请换走，会影响导师在小组里的权威，也不利于学院教学工作的开展。在不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会有老师先介入沟通。若真正涉及到了师德师风问题，也要经过严格的取证。

该校一位工作了5年的辅导员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向其咨询换导师的学生并不多。但他注意到，和谐的导生关系仍然殊为难得。在他看来，导师和学生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沟通上的代际差异，对于导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学生的选择或提供怎样的指导没有达成共识。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曾披露，研究生导师的年龄多集中于35岁-59岁之间，其中40-44岁阶段占的人数最多。

总的说来，能否成功换导师，颇因人而异。不过，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来理想的学习生活。折腾一通后，徐晴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从一个‘Push’的导师，换到了一个‘放养’的导师”。

需要有更多人关注“学生换导师”问题

“其实，上述论文中的案例情况一定存在，可能还不少。客观讲，‘学生换导师’主题下涉及的问题还远不止该篇硕士论文所指出的那些。”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即使在学术领域，人与人相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是寻常。

熊丙奇则认为，种种问题均牵涉导师权责认定的问题，需要建立完整的导师制，“我们高校的导师存在一个问题，该有的权利没有，不该有的权利却过大”。

在熊丙奇看来，该有的权利包括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学位授予权。导师应该用自己的声誉保障学生培养的质量，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负责。但现实中，老师并没有拥有充分的相关权利，比如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可能是统一确定的，毕业要求可能也是国家、学校统一制定的。

他表示，但另一方面，导师可能也拥有比较大的职权，“比如可以叫学生去完成与学业或者学历学位没关系的事，由此导致学生觉得没有得到导师比较多的指导，反而受到一些约束。”

“导师和学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是由学生的个人追求和导师对学生的培养定位而定的，关键在于导师履行好自己职责就可以了，不要侵犯学生的权益。”他表示。

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国外许多高校，学生对导师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完全可以灵活组合。导师与学生在学业活动中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双方均可提出中断师生关系的请求，对方一般都能坦然接受。当事师生双方均可各自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在她看来，一些国内的高校，对于“学生换导师”的问题往往过于敏感。这类诉求，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做研究生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件既有学术标准又相对个性化的复杂学业活动，师生之间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樊秀娣称，对此多多关注，敢于直面师生矛盾，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式方法和路径等，最终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规，这些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此，应该心平气和，需要有更多人去关注和研究‘学生换导师’问题。”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