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接送的家长围满了小学门口。

共性

时至今日，追问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但一些人没有停下。

不久前，谢海燕在新闻上看到了这桩谋杀案。在她看来，犯罪的发生是有偶然性的，但背后的根源总有些共性。

在此之前，她做过相似的追问，现实中困难重重。

谢海燕经历过，未成年人的犯罪涉及隐私问题，获取信息和数据是件很困难的事。她去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里想要访谈，对方的父母很抗拒，“这是家丑，不能乱说。”村里的其他人并不想让外面知道这件事，觉得羞耻。

而深陷漩涡中心的受害者，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了提供证据的角色，缺少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也没有专门的机制去启动给他们的补偿。“明明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却没有被当作核心的人来对待。”

谢海燕感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往往需要追溯嫌疑人的人生轨迹和大量的事实调查，耗费的时间很长。由于犯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心理背景和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得到准确的量化。没有一个可以计算、可视化的结果成绩，很难有更多的人参与研究中来。

另一头，陈亮也在试图寻找答案。

他指出，根据司法研究院的大数据统计，2016年至2017年间，全国法院新收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为68.08%。全国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的未成年被告人数量排名前三。

在他的观察里，除了家庭照护与教育的心理缺失，这些孩子经常没有对违法的认识。

在和看守所未成年人的交谈中，陈亮发现，在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很多人不知道下手的轻重，甚至不顾一切。如果学校没有发现暴力行为，他们的胆子会越来越大。

大部分是冲动犯罪。一些孩子说，在实施犯罪那一刻，没有想这么多，更多是基于一时的情绪，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这些犯罪常常是突发的。

“另一些人的手段很恶劣、残忍。”陈亮了解到，部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接触到色情、暴力的信息，总想去模仿。如果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治安较差，犯罪率高，更容易接触犯罪活动。

部分孩子回忆，同伴讲“谁不去就不是好兄弟、好朋友”，他们出于压力参与团伙犯罪，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者张丹丹曾对1200名男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做过调研，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张丹丹表示，研究犯罪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要歧视一个群体，而是探讨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环境、政策和措施。

一些服刑人员和她说起，很担忧这是一场循环：他们会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有亏欠，自己成长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从而带给孩子同样的遭遇。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谢海燕说起追问的意义。

能早一步吗？

其实，陈亮和谢海燕看到，目前对未成年暴力、犯罪行为的干预，已经有较为完善的制度、法律。

陈亮提起，多数学校设置了专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一些学校的法治副校长由公检人员和律师担任，弥补老师法律知识的不足。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将治理学生欺凌纳入了立法。

谢海燕留意到，法律对未成年犯罪的威慑逐步健全。2021年3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责任年龄适当下调至12岁，明确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诉。各地法院成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设置了未成年司法保护中心，招募了未成年犯罪矫治教育的社工。

“缺的是落实。”陈亮说。

他在调研时发现，学校教师往往无法界定霸凌行为，没有相关的细则可以借鉴，容易大事化小。教师身份又比较特殊，他们担心学生和家长敏感，不好把握惩戒的轻重。长此以往，学校如果只对实施暴力行为的同学进行通报批评，难以形成对校园欺凌的集体性认识，对此的重视程度并不够。

而在谢海燕的观察里，目前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干预，更多是帮助未成年罪犯在矫正教育后重新回归社会，防止他们再次犯罪。

能早一步吗？她说，如何遏制第一次恶意的发生，让困境少年回到成长的正轨上，仍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完成。

她发现，现在很多村庄里并没有驻村的心理老师，尽管学校里有相关的德育课程，但老师的精力、专业水平和投入意愿参差不齐，常常难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如果能有一个驻村的心理老师，至少能起到提醒作用，让更多乡村的父母、孩子意识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

前几年，她和学校的其他老师找到了乡村中一百余位困境儿童，他们大多有缺失的家庭陪伴或较为严重的心理难题。

她们找到孩子的父母或亲人，谢海燕没有直接指责家庭，“问题在你们这儿。”她试图争取对方的理解，“我们能不能一起让孩子变得更好？”她眼看着，一些家长愿意反思，总结自己做得有哪些不足，改变陪伴和教育的方式；一些孩子逐渐认识到心理的难题，向她发出求救的信号。心理支持，在村落里流动起来。

“最重要的仍然是家庭。”谢海燕说，从家庭真正的“陪伴”开始，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对孩子心理工作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3月底，陶素娟的孩子一回到家，就和母亲分享，学校的老师要求做反对校园霸凌的手抄报，学校里最近天天有公安人员来宣讲法制知识。

她意识到，孩子的教育需要家校双向的互动。孩子的性格很内向，她开始更加关注他的社交平台，生活中的情绪变化，问问班主任孩子最近的情况。

“这次真的不关注不行了，之前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陶素娟道。她希望这场喧嚣的“涟漪”，能激荡得更久一些。

（文中小光、陶素娟、赵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