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快跑遭阻击?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
文|佘宗明
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作者
萝卜快跑遭到武汉网约车司机集体抵制,背后的核心问题大概是:一个好的技术遇上了一个不好的落地时机。
这句话,大概就是我对萝卜快跑上路后引发的漫天争议的基本看法。
连日来,萝卜快跑在武汉的规模化上路,引发了舆论的两极化反应——
有很多人对其持欢迎态度,认为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低、服务好,不用担心司机车内抽烟,不用害怕司机路怒斗气,司乘矛盾没了,下雨天没人接单的麻烦也少了,简直是i人福音。
也有很多人对其持排斥态度,认为无人驾驶出租车分明就是抢网约车司机饭碗,是在硅基对碳基的降维打击中挤压人的生存发展空间。
所以我不得不在《萝卜快跑承受的“冤与怨”》一文里感慨:
萝卜快跑批量化上路,似乎来得很是时候,因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需要在全球角力中靠落地抓住先机;似乎又很不是时候,因为它会抢走不多的工作机会——在当下,开网约车是很多人的兜底就业选项。
自动驾驶,是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是未来;百姓就业,是民生头等大事,代表的是现实。在未来和现实“对撞”的情况下,萝卜快跑遭司机抵制事件又把一个纠缠社会多年,又很难让人做出孰是孰非决断的难题再度抛了出来:技术至上还是人文关怀,科技发展是否也要讲社会伦理?政府、科技企业、受冲击者、普通大众……每个人都得直面这个争议。
▲ 图源Pexels
萝卜快跑争议背后不是简单的
“技术加速主义VS卢德主义”之争
毫无疑问,萝卜快跑引发的争议中,有大洋彼岸e/acc(有效加速主义)跟EA(有效利他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博弈的缩影。
前者惯常的主张是AI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发展,后者常见的论调则是AI发展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特别是伦理风险——其中就包括带来底层人失业。
某种程度上,这是延绵了几个世纪的“技术至上主义VS卢德主义”的延续。
经济学中向来不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正负外部性研究,有人认为AI会带来替代效应,也有人认为AI会带来就业补偿效应。
但从现实角度看,AI带来的岗位替代会近在眼前,就业补偿则会更远,更何况,二者间存在结构性的失衡:网约车司机很容易被无人驾驶出租车替代,却未必能被它带来的新就业机会惠及。
因此,从前瞻技术发展跟从民生保障角度看萝卜快跑的上路,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立足于长时段历史思维跟着眼于现当下眼光看萝卜快跑的上路,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
只不过,结合当前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萝卜快跑争议背后,还不是简单的“技术加速主义VS卢德主义”之争,更跟复杂的社会结构扭结在一块,这让技术利弊权衡变得更为繁琐。
如果萝卜快跑是在10年前就推出,那它上路引发的争议兴许没有现在激烈。那时候,在“新经济滤镜”的加持下,自动驾驶这类新技术、无人驾驶出租车这种新业态,完全可以凭着“汽车PK马车”的叙事占据制高点,博得社会认同。
再加上当时创业就业机会多,你跟出租车司机抢饭碗,阻力终究有限——正如当年网约车冲击出租车市场时,舆论会几乎一边倒地站在网约车一边,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网约车代表的就是“蒸汽机”,出租车代表的是“马车”,新旧更替是自然而然的。
可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反资本”情绪早就冲溃了“新经济滤镜”下的包容氛围,萝卜快跑兜售的理想化“AI愿景”,也会被嵌入“经济增长承压-就业形势严峻-就业蓄水池紧张”的链条中打量,继而在骨感现实的拉拽下撞上民愤之墙。
这是萝卜快跑们跟特斯拉FSD落地的差异之处:萝卜快跑上路,容易被看成“对的事物出现在错的时间点上”,特斯拉FSD则不存在时机不合适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技术的落地应用。
何小鹏前不久预测“2025年最top车企将进入AI智驾ChatGPT时代,2026年会实现部分场景无人驾驶。”这两年进入自动驾驶落地的白热化竞争阶段,是大概率事件。
虑及美国正给自动驾驶技术频开绿灯,我们也没理由给自动驾驶落地摁下暂停键。美国和英国在汽车工业上的歧路,就可供借鉴:汽车刚出现时,曾招致马车司机的大面积抗议,英国政府为此出台了“红旗法案”,美国政府则顶住压力支持汽车产业,结果美国汽车工业很多年里都将英国远远甩在后面。
自动驾驶,也是历史级机遇,容不得错过。所以7月3日工信部等五部门明确,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20个城市为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前几天北京拟出台自动驾驶汽车条例,支持自动驾驶汽车跑网约车。
但你又很难说,那些网约车司机就是“时代潮流,浩浩汤汤”的逆流而行者——他们不过是想保住生计而已。
把他们比作AI时代“被网约车抢走饭碗的出租车司机”,将他们看成工业革命中砸机器的那波人,对他们并不公平:要是还有别的出路,他们至于扎堆涌进开网约车的队伍中吗?
批评他们不与时俱进容易,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难。他们的生存发展需求,本该得到正视。
因此,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方面,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
向前是危险的,可能会加剧就业紧张;
向后更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动辄对技术进步喊“咔”,那我们也很难有今天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的便利了。
“既要,又要”从来都很考验善治尺度和平衡分寸。既要让萝卜快跑们承载起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向前的希冀,又要避免带来失业问题,离不开平衡拿捏。
凯文·凯利说,对于科技带来的问题,永远不能靠减少科技来解决,而应该发明出更好的技术,或者是改善技术应用的方式。我希望,好的技术能得到好的发展,但怎样提供好的落地环境与社会生态,不只是一个产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编辑:广州明生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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